晚年毛主席与身边护士讨论《资治通鉴》时，曾给护士讲过一则关于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出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当然，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那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毛主席讲的这个武则天演示“飞蛾扑火”故事，涉及到后世对武则天诟病较多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她任用酷吏、滥杀无辜。
武则天任用以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为首的二十余名酷吏，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大臣良将以下官员不计其数，在当时确实造成了社会恐怖。
展开剩余69%但是，武则天推行酷吏政治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原因的，是她借以打击异己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必须采取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推行她的政治主张而不得不运用的一种工具。
武则天当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剧烈。一方面反对武则天的武装叛乱屡有发生；另一方面李唐宗室“往来相约”，阴谋发动倒武政变。谋反作乱成了武则天当政时期的一大隐患。
《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载：武则天“稍图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阴忍鸷兽，肆斩杀，怖天下”。因此，她大开诏狱，施用滥刑来镇压一切反对派。
在武则天看来，政治斗争本来就是残酷无情的，她不杀人，必有人杀她。她不惜一切手段对威胁到自己统治地位的谋反者坚决予以铲除，这对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作用。
然而，在执行武氏路线的过程中，一些酷吏又利用了武则天的这种心理，常常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滥杀无辜。《资治通鉴》载：周兴、来俊臣等“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这样，使许多无辜者辄陷刑戮。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和不良影响，尽管武则天有所认识，并竭力予以消除，但对酷吏作为她维护统治地位的工具的作用，她却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武则天毕竟是一位较开明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仅靠暴虐诛杀维护权威的暴君。她使用酷吏是经过权衡和有节制的。一方面，她任用的二十余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其他无一授于相职，只是让他们执法而不参与执政大权。另一方面，她在执法机构中又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恕的廉吏。虽然他们也遭诬陷，但武则天总是亲自干预不许杀害。
公元691年，武则天达到了称帝的目的，为了缓和局势，杀酷吏索元礼，流放到岭南的周兴在路上也被冤家所杀。697年，又武则天杀来俊臣，并说“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可准法籍没其家”。武则天能严格控制酷吏，虽然也曾一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基本上没有对政治产生重大损害。因而史书上称赞武则天“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
毛主席评价武则天说“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在英明的吏治思想和阴忍的酷吏政治同时并行的过程中，武则天将“提拔人”和“杀人”这两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交相为用。一方面，广开仕途，广招人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另一方面，又任用酷吏，大开刑狱，打击异己。这两者在维护其统治地位，推行其治国路线的过程中，达到较好契合，从而使武则天顺利地完成了由太后临朝称制到登基做女皇的历史转折。这不能不说是武则天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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